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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琳此前坐班时单位负责五险一金，如今作为网约车司机，张琳的公积金已经停缴了几年，她自缴社保。按照最低基数，张琳每个月需要缴纳1000多元。而在网约车司机的收入下滑后，张琳感受到社保带给她的压力越来越大。目前每月流水扣除租车费、油费以及保险后，张琳每月到手只有6000元左右。塞尔维亚观众走进剧院观看《我们的荆轲》。多瑙河畔，阿瓦拉山旁，飘扬着中国国旗的街头……在塞尔维亚掀起“中国热”之际，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我们的荆轲》演出代表团抵达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于当地时间5月17日、18日晚上，在贝尔格莱德着名的剧院——南斯拉夫话剧院为当地观众连续奉上两场精彩演出。这也是中国话剧在贝尔格莱德首次亮相。受邀赴塞 精心备演由莫言编剧、任鸣导演的《我们的荆轲》是一部具有中华传统审美样式和现代精神的作品，曾多次代表北京人艺登上世界舞台——2014年到俄罗斯圣彼得堡、2015年到白俄罗斯明斯克、2019年到法国马赛等地出访演出都取得成功。富有思辨意义的主题、浪漫古典的舞台形式、智慧且不失幽默的台词，让这部作品跨越语言和文化，吸引了世界各地的观众。此次演出是北京人艺受南斯拉夫话剧院邀请，精心筹划的一次文化互访。早在2015年，南斯拉夫话剧院就参加了“首都剧场精品剧目邀请展演”，在北京人艺的舞台上上演了莫里哀作品《无病呻吟》，这也是南斯拉夫话剧院在中国的首次演出，被誉为塞尔维亚国家级话剧作品的“破冰之旅”。2017年，贝尔格莱德国家剧院的《茶花女》应邀参加“首都剧场精品剧目邀请展演”。几年间，北京人艺与塞尔维亚国家级话剧团体的交流与合作持续开展。虽然剧目至今已经过80余场打磨，但是主创们依然在出发前早早投入排练，力图将最好的演出状态奉献给塞尔维亚的观众。“塞尔维亚的‘中国热’让中国文化和中国戏剧受到极大的关注。我们希望通过这部作品让观众看到中国戏剧的艺术风格、美学观念和表现形式。”剧中荆轲的扮演者王斑表示，饰演这样一位古代“侠士”，他更希望传递出背后的思想，“这部作品虽然是古装戏，但传达的思想具有现代性。如何对待名利，如何追求爱与和平，这些主题能引起广泛的共鸣。”“这部戏的舞台呈现以简代繁，以少胜多。导演任鸣曾表示，这部作品是现代意识和中国元素的集合，有一种大写意风格。舞台上还运用了《史记》里的文字，也希望产生历史和当下的对话。”剧中太子丹的扮演者闫锐说，这样的舞台风格会让观众更容易感受到东方文化的魅力。精彩演出 广泛交流此次演出开票后迅速售罄。塞尔维亚主流媒体做了广泛报道，引发当地观众瞩目。作为莫言的首部大剧场话剧作品，《我们的荆轲》首演于2011年。该剧以莫言独特的视角、耐人寻味的语言，重新解读了“荆轲刺秦”这一中国家喻户晓的历史故事。在贝尔格莱德首演当晚，当大幕开启，隶书活字印刷形成的光影背景，一下把观众带入中国的历史情境中。大气简洁的舞台上，五种光影配合营造出五个不同的时空转换，为这个古老的中国故事增添更多色彩。演出过程中，无论是演员用塞尔维亚语的开场，还是剧中荆轲与燕姬浪漫又不失理性的情感关系，几位小人物对于“刺秦”的推动，抑或是易水边“悲壮”送别等精彩段落，都赢得观众阵阵掌声。演出结束后，观众全体起立鼓掌，纷纷拍下难忘瞬间，反响热烈。有观众表示，透过这部剧了解到中国的古典美学思想、哲学思想，以及中国当代艺术家对传统文化的理解和阐释。谢幕时，莫言与主创一起上台，莫言不仅表达了对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和南斯拉夫话剧院的感谢，也与塞尔维亚观众分享了他对于作品的理解：“我刚刚看了一场非常精彩的演出，相信大家跟我的感受一样。一个作家的作品能够搬上舞台是很大的幸福，一个作家的作品能由演员带到国外来演出是更大的幸福。这个剧本是20多年前创作的，通过现代视角重新解读历史故事，让历史和现实有了关联，所以它到现在仍然有生命力。”《我们的荆轲》赴塞尔维亚演出期间，代表团还到贝尔格莱德中国文化中心参加北京人艺阅读角图书捐赠仪式，希望借此向当地民众展示中国戏剧的发展面貌，多角度传播中国戏剧文化。同时，北京人艺代表团还与南斯拉夫话剧院、贝尔格莱德国家剧院等艺术院团之间开展对话和交流，围绕艺术建设、经营管理、未来发展等内容进行深入探讨。此次赴塞演出，是北京人艺时隔数年后再次走出国门，重启国际巡演的第一部剧目。“此次演出的意义和分量非常重，我们来到这里，不仅带来北京人艺的优秀作品，也带来了中国人民的友谊。希望通过这次演出及相关交流活动，进一步推动中国与塞尔维亚等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与合作。”此次演出代表团团长、北京人艺党组书记王文光表示，未来北京人艺将继续积极推动与更多国家的戏剧交流与合作，努力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人民日报海外版》生态保护补偿制度是生态文明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完善相应的补偿机制是当前我国生态环境保护的一项重要任务□ 陈海嵩自6月1日起，我国《生态保护补偿条例》开始施行，《条例》以综合性、基础性法规的形式，确立了生态保护补偿的制度与规则体系。这也是世界首部专门针对生态保护补偿的立法。生态保护补偿制度是生态文明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完善相应的补偿机制是当前我国生态环境保护的一项重要任务。何谓生态保护补偿？《条例》给出了官方定义：通过财政纵向补偿、地区间横向补偿、市场机制补偿等机制，对按照规定或者约定开展生态保护的单位和个人予以补偿的激励性制度安排。这是落实生态保护权责、调动各方参与生态保护积极性的重要手段。近些年来，我国将建立健全生态保护补偿制度作为建设生态文明的重要举措，于2016年、2021年专门印发文件，就生态保护补偿制度及相关领域改革进行统筹谋划、全面推进，为推动环境治理、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实现区域协调可持续发展等发挥了重要作用。不过，生态保护补偿制度建设在取得显着成效的同时，也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补偿重点模糊，关键领域的生态保护工作无法得到充分支持，补偿措施难以精准定位到生态功能重要区域的生态保护和修复活动上；市场化补偿机制发展水平不高，影响了公众对生态保护工作的参与度；不同部门和地区利益诉求不尽相同，使得补偿标准制定、资金分配以及责任划分等方面存在较大协调难度……这些都影响了生态保护工作的深入开展。《条例》将此前实践中行之有效的经验做法加以巩固和拓展，并将已有零散的生态保护补偿相关法律法规进行了整合和优化，旨在解决我国生态保护补偿存在的诸多问题，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进一步提升生态保护补偿制度效能。具体来说，《条例》主要从以下几方面作出了针对性规定：一是明确生态保护补偿重点，提升补偿针对性。《条例》明确国家通过财政转移支付等方式，对开展重要生态环境要素保护、在自然保护地等生态功能重要区域开展生态保护的单位和个人予以补偿，并明确列举出森林、草原等八项重要生态环境要素，同时加大对生态保护红线覆盖比例较高地区的支持力度，建立健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生态保护补偿机制。这些规定聚焦重要生态环境要素，能够有力改变传统生态保护补偿措施缺乏针对性的弊端，也能有效避免重复补偿，形成内在一致的生态保护补偿制度体系。二是鼓励推进市场机制补偿，充分发挥市场激励机制作用。《条例》鼓励地方政府以及社会力量按照市场规则，通过购买生态产品和服务等方式开展生态保护补偿；鼓励引导社会资金建立市场化运作的生态保护补偿基金，依法有序参与生态保护补偿。这一举措有效破解了以往生态保护补偿方式单一和激励机制匮乏的难题，有助于市场机制在生态保护补偿中发挥更加显着的作用。而通过构建多元化生态保护补偿机制，拓展市场化的融资渠道，还能够实现金融工具与生态保护补偿有机结合，为生态保护与修复提供更为坚实和可持续的资金支持。三是强化保障与监督管理机制，保障生态保护补偿的高效实施。生态保护补偿制度的有效实施涉及财政、科技、管理等方面内容，是一项系统工程，必须通过全方位的监督保障措施提供有力支撑，才能有效防止生态保护补偿资金被截留、占用、挪用或者拖欠，从而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对此《条例》明确规定，政府及其相关部门应加强对资金使用的监管，完善生态保护补偿监测支撑体系，充分发挥财政税收政策调节功能。同时，政府和有关部门应依法及时公开生态保护补偿工作情况，接受社会监督和舆论监督，审计机关对资金管理使用情况依法进行审计监督。这有助于增强不同部门之间的工作合力，建立系统化的监督机制，让生态保护补偿制度能够真正落实“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目标要求，实现青山有“价”、绿水含“金”。当前，生态文明建设仍处于压力叠加、负重前行的关键期。《条例》的制定标志着我国在生态保护补偿法治化道路上实现了历史性跨越，具有里程碑意义。展望未来，还需以《条例》的实施为契机，统筹各方力量，建立健全相关配套措施，为生态保护补偿制度的深入发展提供有力政策支持，从而推动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取得更加卓越的成就。